研究主题

调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政体结构和政策

众多参与者们制定的管理政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它们包括复杂的、动态的而且地域性较明显、并具有相互调控作用的有关限制和规定(例如：法律、政策，等等)，以及土著文化的起源和经济策略。换句话说，正式和非正式的公共制度调节和控制着人们对自然景观的利用和展开的活动(Carney and Farrington, 1998; Healey 1997)。在这样一个文化多样性特征极为显著的地区，了解改变该地区自然景观的相关政策及其空间是研究内容的核心部分。因此，第一要了解改变土地使用的“原动力”；第二了解各种政策和措施的效率；第三，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通过当前提倡的策略确定有效的方法来影响或改变环境变化的轨道进程，以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平衡、政治的稳定、环境的管理和恢复(Wood, Stedman-Edwards, and Mang, 2000)。

滇西北地区为探索环境调控机制这一研究课题提供了理想的天然实验室。　这些环境问题同时属全球性共同的、突出的学术问题。在云南省出现的轨道式变化进程将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

问题之一：地方主义、民主化和自然资源管理
与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很多国家一样，中国正处于一个政治和经济的过渡时期。地方政府管辖、各村庄自治和不断改变的土地使用规定等行为正在对滇西北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方式产生着重要的作用。在地方政府管理下，据说自然资源管理可以同时加强有效管理、促进政策的民主化和资源的利用(Buck et al.2001)。如果地方控制力量削弱的话，有可能造成地方上众多参与者利益上的不平等，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近期的某些实践工作突出证明了这一说法(Leach et al . 1999, Ribot, 2002)。在Friedman, Jiang, Lane and Streiffer的领导下，IGERT项目的学生将有机会研究地方主义如何影响滇西北环境政策的实施，以及地方管辖能否在环境管理中达到高效，同时保持各种参与力量的平衡并最终取得良好效果 (Friedman, Jiang, Lane, Zhou)。

问题之二：地方利益和需要与国家利益相一致
为追求更高国民利益和目的，国家对滇西北景观和资源的利用方式将会与当地的多种机制发生冲突。这也反映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环境管理问题：对当前环境所做的时尚改造只会导致不良后果(Harvey, 1996)。伴随全球化的进程，这一问题将更加突出，同时也支持了国家内各地独立自治的理论（或许它们具有不同性）。尤其是当国家与地方政府竞相占有自然资源成果的时候，这些理论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调控作用(Diamond 1999)。就滇西北当地参与者们所持的不同的价值观和重要性而论，关健问题是如何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亦或更加广泛深入这一问题，即就全民族利益而言，关键问题是如何协调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其它问题包括：当地人民如何解释并对正式的公共制度和政策指令作出怎样的反映？环境政策和管理如何得以平衡？引发争论和产生相互作用的主要方面是什么？

问题之三：制度上的“各尽其职”
一般来说，诸如滇西北这类型地区所施行的管理政策都比较复杂甚至显得混乱。　该地区主要的管理者有：（1）中央级、省级、和地方政府的各级代理机构；（2）当地各民族及其非正式组织；（3）国际间的各种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私人企业；和（4）世界组织的参与者和协调机构（如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等）。这些多头的组织机构之间针对环境管理所开展的活动内容之间相互重叠，而且正式和非正式机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缺乏明确的分工和区别。因此，我们需要从制度上弄清楚他们各自的职能，针对当地的具体情况，了解各种措施之间复杂的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措施预计达到的目标，决定属先属后，明确在哪些方面进行有效干预和改变以及最佳切入的时机(Mehta et al . 1999)。辨别这一复杂的情况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先决条件(Lane)。

问题之四：管理和评价多样的景观和资源
环境和自然资源并不只是物理的、物质的和有形的产品。它们也可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象征实体。它们还表现在不同的参与者从多个角度和多个方面去理解和评估不同的环境和资源所显现出来的价值趋向(Berkes, 1999)。从政治和管理层次上讲，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方面。这里存在两个主要问题，首先，如果当地景观不足以澄述其内在的土著知识和价值，那么这一地区所施行的环境计划和政策就是失败的(Scott 1998)。其次，如果不能清楚评价当地景观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将导致采纳不当的环境措施和政策(Harvey 1996)。IGERT小组的同事，在许建初，姜鸿，Lane, Streiffer, 邹永明的帮助下，将寻求去了解这些多样性蕴含的意义和价值，并研究现行政策中对这些相关内容是否具有针对性措施。

根据英文版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