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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题绪论 要面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挑战,科学家需要综合考虑三种主导因素: (二)当地人民的生存策略和人口变化因素所形成的资源利用模式、 研究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东边。这一地区具有丰富的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在这个高海拔地区有 7000 多种维管植物,其中 3000 种为中国特有, 1000 种为云南特有。哺乳动物大约有 300 种,其中 66 种为云南独有。鸟类有 800 多种,相当于世界上所有鸟类的 9% 。还有 150 种爬行动物。亚洲的四大河流--湄公河、长江、萨尔温江和依洛瓦底江的支流之一--都横穿这个地区,占世界淡水总量五分之一的淡水流经这里。而且,该地区还居住着26 个少数民族,总人口为 500 万。这个地区传统上属于遥远偏僻的山区,但目前有可能发生基本性变化。主要因为(一)复杂的人口变化,包括地区之间的移民现象;(二)基础设施的发展;(三)国际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和(四)国家政策与制度的要求。中国 1999 年实行的“西部开发”政策在这里显得特别重要。它的目标是刺激西部经济发展以减小中国东部和西部(包括云南省)在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土地使用政策是西部开发政策中重要的一条策略。 因而,在这个地区,濒危地形、生存策略以及文化和生物的多样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显得非常重要。这些相互作用由政府的正式机构和政策以及多民族人民的非正式机构调和。更复杂的一个因素是中国和云南都正在发生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变化,使得制度前景难以预测。 最近有一种说法,传统意义上进行的环境管理和政策制定在概念、实施两方面上有不少缺陷( Berkes and Folke, 1998; Roling and Wagemakers, 1998 )。我们以此为出发点。近期的研究和理论已经推翻了两个旧的观念:一个是生态系统对人类干预活动的反应是直线性、可预测和易管理的;另一个是人类、自然两个系统是明确划分的,可以独立看待。近期研究已经证明,这些系统以非线性方式运转,具有其极限性。研究证明社会和生态范畴是两个高度结合交融的系统( Folke et al., 2002 )。 这一研究提示社会生态系统需要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以应付目前迅速变化的环境( Gunderson and Holling, 2002 )。生物系统的适应能力跟遗传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地形多样性变异有关系( Carpenter, 2001 )。而在社会系统中,通过机构与制度汲取和获得知识、灵活处理各方面问题、妥善平衡各利益集团的权力可以使这一适应力得到加强( Scheffer et al., 2000 )。 |